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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并经营管理一家公司,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基本原则开始。“我们意识到,大模型的发展可能是自60多年前推出System/360使用GPS和深度学习加速计算以来,真正创造并重新发明了计算机。”黄仁勋表示。近日,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参加了Sana举办的人工智能峰会。会后,黄仁勋和Sana创始人Joel Hellermark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。对话中,黄仁勋畅谈了对AI发展的想象,他还表示,未来我们了解信息、预测需求以及与供应链合作的方式都会被AI彻底改变。随着ChatGPT刮起的AI旋风,他率领的英伟达股价一路水涨船高,更在一周前,总市值正式跃过了1万亿美元。这意味着黄仁勋成为:历史上第一个触达万亿美金的华人企业家,以及第一个创业30年做到万亿市值还在CEO位置上的创业者。在上市之前,英伟达经历了很多失败,但上市之后,黄仁勋带着英伟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初创公司般的增长。1、问题少年黄仁勋有着“硅谷最好斗的华人”的称号,他的这股狠劲儿,大概是从童年时期,就刻进了骨子里。黄仁勋祖籍浙江丽水,196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。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,母亲是小学老师,家里还有一个哥哥,比黄仁勋年长一岁。父亲对兄弟俩寄予厚望,希望他们好好读书。于是,在黄仁勋9岁那年,小哥俩被父亲送到了美国,托付给居住在华盛顿州的舅舅。然而,舅舅家经济条件很差,将小哥俩送进了一所最便宜的乡村寄宿学校。与其说是学校,倒不如说是少年教养院,这里偏向于“改造”教育,里边的很多学生都是难以管教的“问题少年”。据黄仁勋回忆,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有刀,很多学生甚至全身都是刺青。由于年龄小,黄仁勋经常受到欺负,他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,负责打扫全校宿舍的厕所。
我们足以想象那是怎样的校园霸凌。幼小的黄仁勋生活在那群性格粗暴的学生之间,敏感且警觉。不过,让很多人意外的是,这个来自东方国度的孩子,从来不会哭哭啼啼,反而以极强的适应力,慢慢融入群体,和这群学生热热闹闹地打成了一片。回忆起这段日子,黄仁勋坦言,自己参与了他们许多淘气的活动:翻墙爬树、偷吃东西,甚至抽烟。但他同时表示:“做这些事并不意味着自己学坏,而是学会了坚强和适应环境。”这些特别的经历,让黄仁勋锻炼出了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儿,并因此受益终身。2、瞄准目标,打造万亿帝国1983年,20岁的黄仁勋大学毕业,进入硅谷,先后在半导体巨头公司AMD(超威)和LSI Logic(巨积)担任芯片工程师。周围的同事除了博士就是硕士,这让黄仁勋意识到,自己还需要深造。于是,他利用业余时间,取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。他在芯片工程师的岗位干了4年,在掌握了前沿技术后,主动调到市场部。在他看来,光有技术是不够的,还需要了解用户最需要的是什么。“消费者并不关心你从哪家商学院毕业,他们只关心一件事,就是你的商品对他们有何好处。”凭借出色的业绩,黄仁勋一步步晋升为市场部负责人,进而成为整个集成芯片部门的总经理。在此期间,他学到了很多东西,除了芯片技术,还有谈判技巧、融资经验、团队管理等等。他始终有着明确的目标,一切都在为自己17岁时的承诺做准备。1993年1月,黄仁勋用积攒下来的4万美元,创立了NVIDIA(英伟达),担任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。他将上班的第一天定在2月17日,这天刚好是他30岁的生日。这位科技大佬,用自己独特的方式,向妻子表达着爱意。像许多初创企业一样,英伟达的起步并不顺利。一开始,他们专为电脑游戏开发芯片,用2年的时间,研制出了第一枚图形芯片NV1,但由于选错了技术方向,NV1推向市场后遇冷。筹来的资金已全部花光,大量员工离职,从最初的100人,锐减到30人。公司处于破产边缘,黄仁勋四处奔走,终于寻来了一线生机。他与日本游戏巨头世嘉公司(SEGA)达成合作,要为世嘉公司开发一款游戏芯片,即NV2。然而,让黄仁勋始料未及的是,行业瞬息万变,NV2研发到一半,他发现这枚芯片并不符合主流市场。也就是说,即便研发成功,也无法改变公司破产的命运。怎么办?为了让公司活下来,黄仁勋做了一次大胆的豪赌。他找到世嘉公司的CEO,希望能将之前的工作推翻重来,允许他们开发新的芯片,但要求世嘉公司先正常付款。大概是看中了黄仁勋的技术和魄力,世嘉同意了。“这让我们多活了6个月。”这一次,黄仁勋终于赌对了风口。他们开发出的RIVA 128芯片,市场反响极好,一年内出货100万枚,在业内一战成名。此后,黄仁勋的命运仿佛开了挂。在他的带领下,1999年,英伟达推出了全球第一枚GPU(图形处理器),从此,计算机有了更清晰的视频、更华丽的特效,还能处理更复杂的3D计算问题。此后,英伟达不断推出更高性能的GPU。从电竞、挖矿,到元宇宙、AI、自动驾驶,他几乎赶上了所有热门的商机。主宰着全球GPU市场,黄仁勋成了科技圈举足轻重的亿万富翁。3、黄仁勋成功的秘诀1)愿景很重要有时候能执行更重要黄仁勋:一个事实是,拥有一个可以完美执行的简单想法,有时候比拥有一个你的公司无法执行的宏伟想法更好。所以当你的公司越来越大,当你准备做更复杂的事时,非常有必要保持简单、保持谨慎。很多人对我说,Jensen,你为什么不做这个,为什么不做那个。我们当然都可以做,这不是能力问题,你必须作出决定,作为一个公司,一个工程团队,一个创新者,你必须知道:我并不需要一夜之间改变世界,我会用接下来的50 年改变世界。
我不要一晚上做出一个杀手级产品,我只需要一个能赢的产品,赢的目的是,再来一局。大多数公司都需要意识到,这其实是一条漫长的道路,你无法打造出完美的产品,你必须在拥有长期愿景的同时,让产品和项目足够简单,让你能够完美地执行。2)活下去非常非常渴望活下去黄仁勋:作为一家公司,作为一个企业家,你必须非常渴望成功,程度更甚于你的对手渴望你死掉。这(认知)很难教给别人。最近有人说我是他们见过最顽强的CEO,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在夸我。但我非常确定,My will to survive exceeds almost everybody else"s will to kill me.(我生存的意志超过了几乎所有人杀死我的意志。)3)为员工寻找值得信赖的队友优秀的人无处不在,优秀的工程师无处不在,但想清楚,让谁进来,不让谁进来,这是公司的选择。从那些优秀的工程师们作出选择,是公司的工作,是公司决定想要什么样的工程师,不只是他们的天赋,还有他们的性格个性、价值观。这是我们的选择,这个选择,最终成为了「文化」的一部分。我们在工程师方面非常挑剔,我们只会给10%的面试者开offer,其中95%的人会接受offer。我们挑剔的不只是他们的头脑,还有他们的心,还有他们的勇气。在面试的过程中,我们尝试搞清楚,这个人有没有头脑,有没有胆量,有没有心。人们总说英伟达的面试非常严苛,那是因为我们在努力选择我们想要与之共事的人。这和美式足球队很像,如果你是一个四分卫,你肯定想确保当你发球时,外接手会在那里接住球。你不会想质疑这一点,你只想知道自己有世界上最好的外接手。那个人,必须是你的队友,你们之间需要信任和尊重。所以我认为,选择的过程,就是「文化」起作用的过程,文化让一些人保留下来,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喜欢英伟达的工作环境,但那些热爱在英伟达工作的人,那些想要留下来的人,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,我们给了他们很棒的项目,我们给他们很赞的资源,但更重要的,我们给他们知道自己可以信赖的队友。这就是我理解的文化,这就是英伟达与众不同的原因。4)不要一对一沟通黄仁勋:我不喜欢和我的下属1对1的交流。如果有什么我想说的,我倾向于对整个团队讲,这样每个员工都从我这里听到同样的话。我不希望我的话被翻译过滤后再传给其他员工,作为一个CEO,如果我的话是通过层层翻译的话,就很容易被弯曲。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有反对的意见的话,我不会对一个人说,我会对整个部门,或者整个团队说;如果需要执行战略方向的时候,我也会同时告诉每一个人。我致力于这种方法,因为我觉得它更透明。它把我的意图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人手中,并将其付诸实践。5)最重要的能力看待世界的方式黄仁勋:是我的愿景,是我看世界的方式。我创业的时候是1993年,当时电脑用的是的Windows系统,电脑还不能上网,CPU的处理速度还不是很快。我们希望做一个图形的加速处理器,可以做通用的图形加速,不过我认为最大的市场会来自游戏,所以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市场是游戏。当时大家都不看好,因为那时候游戏市场的加速器是不存在的,也没有游戏公司。但是我是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第一代,所以我的直觉认为这个市场是存在的。但是这个愿景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,而且很难出售,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向风险投资家解释它,他们不得不弄清楚这项技术是否有可能市场有多大,因为当时它是0亿的市场规模,那么当市场当时的表观规模为零时,你如何推断你如何确定市场规模在分析师报告中,你研究市场研究,所有这些都会说,大约为零。6)信念客户是错的黄仁勋:创业之初竞争是很激烈的,其他市场上几十家图形处理器公司我认为拥有完全相同技术的,在做相同的事情,但是我们还是成为了最后剩下的 GPU公司,为什么?我从本质去思考,我认为我们业务的核心是摩尔定律,两年性能提升一倍。所以我们的产品都是做到最好,性能最佳的,导致我们的产品一开始看起来比较贵。我把我们的产品规格带到了戴尔、惠普、 IBM,他们都告诉我说太贵了。但是我认为GPU的性能两年提升一倍,现在贵,之后性能提升后就不会觉得贵了。客户看的是功能/价格 性价比,功能提升了,价格不变,就会越来越有吸引力。所以当时我们的决定是忽略我们的客户,因为他们是错的。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的业务性质. 所以我们随着摩尔定律,就成长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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